東京池袋，一出北口，摩天樓與霓虹撲面而來。但繼續向北步行十分鐘，喧囂忽然被一片銀杏林隔開——紅磚鐘樓、哥特式禮拜堂、爬滿常春藤的圖書館，這里是立教大學。它的日文名“立教”（Rikkyo）取自《圣經》“建立基督的教會”，可走進校園你會發現，這里既非神學院的清修之地，也不只是觀光客打卡的“最美校園”；它更像一座把“自由”悄悄寫進校名、把“質疑”當作日常練習的知性競技場。

一、1860 年代的“小私塾”，如何成為日本第一所新教大學
1859 年，美國圣公會傳教士威廉姆斯（Channing Moore Williams）抵達橫濱。他在租界里收了幾名想學英文的商家子弟，用一本《公禱書》和一張世界地圖開課，起名“圣保羅塾”。1874 年，私塾遷至筑地外國人居留地，正式開設拉丁語、幾何、簿記，成為日本最早的系統性洋學教育之一。
1918 年，學校依據《大學令》升格，定名“立教大學”——“立教”二字既呼應圣公會傳統，也暗含“以教育立人”的世俗抱負。1920 年代，立教在日本率先設置社會學、心理學、經濟學講座，吸引了一批厭倦“帝大”官學氛圍的年輕人。1940 年代，軍部要求大學參拜神社，時任校長海老名彈正拒絕在禮拜堂懸掛神棚，一度被迫關閉，卻在戰后復校典禮上說：“自由若只存在于和平時期，那便不是真自由。”這句話后來被刻進池袋校區的中庭石階。

二、把“文科”做到極致，再把“理科”做出溫度
立教是日本最早開設社會學部的私立大學（1941），也是最早設置心理學専攻（1950）和異文化溝通學部（2007）的大學之一。

三、一校兩區：在“池袋”練人情，在“新座”看星星
池袋校區只有 21 萬 m2，卻塞進 1.5 萬名學生，密度居 MARCH 之首。沒有校門，城市公交穿校而過；圖書館地下一層 24 小時開放，凌晨兩點仍燈火通明。
從新宿搭埼京線向北 25 分鐘，是新座校區。800 畝林地，人口密度驟降到 1/20。這里擁有日本私立大學最大口徑光學望遠鏡（40 cm），天體物理專攻的學生每月組織“市民觀星會”，把望遠鏡讓給附近小學生，自己躲在控制室寫 Python 腳本。
兩區之間每天 38 班免費 Shuttle Bus，學生可以上午在池袋旁聽“都市貧困論”，下午去新座測光污染數據，晚上回東京都心提交“星空保護條例”草案——城市與森林、人文與理工，在同一門課里握手。

四、“自由”不是口號，是課程表
立教的通識教育叫“Rikkyo 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”，所有學部必須修滿 8 學分。課程清單包括：

五、把“留學”倒過來做：從“來日本”到“去世界”再到“回日本”
立教的外國留學生約 1400 人，來自 54 國。對日語零基礎者，先讀“別科日語研修課程”，一年后 90% 升入本科；對英語流利者，可直接申請“Global Liberal Arts Program”（GLAP），四年全英文、必修海外交換 1 年，畢業獲文學士。
更特別的是“Reverse Study Abroad”：把日本學生送去海外 1 學期，再把同組留學生接到日本 1 學期，雙方共同完成“比較課題”。例如：

六、結語：自由不是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”，而是“敢不敢為選擇負責”
每年 10 月最后一個周五，立教有“鐘樓之夜”。圖書館熄燈后，學生自發聚集在鐘樓前，點起蠟燭，輪流朗讀自己這一年“最被挑戰的一頁筆記”：可能是田野里聽到的性侵證詞，可能是觀測數據與假設完全相反，也可能只是“我終于承認自己不擅長數學”。
沒有校領導致辭，沒有直播，沒有拍照打卡。鐘聲 12 響后，所有人把筆記折成紙飛機，扔進鐘樓前的火盆。火焰映著哥特式彩窗，像一場小型宗教儀式，卻無關任何教義。
那一刻你會明白：立教的“自由”不是浪漫化的隨心所欲，而是一種被火光映照的誠實——敢于承認自己的局限，也敢于在承認之后繼續追問。
當銀杏葉再次落滿池袋校道，鐘聲照常響起。新的學生走進紅磚拱門，他們或許信仰不同，或許母語不同，卻都在同一道石階上讀到那句話：
“自由は、責任である。”——自由，即責任。
這，便是立教大學 160 年來從未改變的校訓，也是它留給每一位過客的終身課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