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日本人的字典里，“忠”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甚至可以說，“忠”就是日本文化的重要基石。

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，“忠”一般與“孝”相連，但中國人似乎更重視“孝”。然而古代日本在與中國的長期交往中，似乎學到了“忠”的真諦，并把其轉(zhuǎn)變?yōu)槿毡久褡宓靡匝永m(xù)和發(fā)展的保證。

日本人無條件地忠于他們的天皇，即使天皇的族系在日本已經(jīng)延續(xù)了2600多年。在日本人眼中，天皇就是太陽神的直系后裔，忠于天皇就是忠于國家。

與中國歷史不一樣的是，日本的天皇自上位以來，從未被推翻或替代，直到公元八世紀末，對應中國是在唐朝中葉，幕府時代來臨，天皇被有權有勢的幕府架空，成為沒有實權的精神領袖。但是，有趣的是，在長達六七百年的幕府統(tǒng)治中，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人試圖取代或者廢除天皇， 1868年，明治天皇開始改革維新。

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，中國歷史上有太多的背叛與篡權，無論是治世還是亂世。

日本很好地將中國儒家的“忠”思想與天皇崇拜結(jié)合在一起，而后又將“武士精神”與“忠”結(jié)合起來，最終形成了忠于天皇的“武士道精神”，而這種精神也造就了日本后來的道德規(guī)范，成為后來日本侵略世界的主要推動力。

在中國文化中，中國人十分重視中庸的思想，在對于自身本性的約束和張揚中間，總能找到中間的平衡點，以期達到個人境界的提升。中國人講求“仁”，而“仁”意味著自我克制和犧牲，只有“成仁”才能“愛人”，而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”，則是中國人實現(xiàn)“仁”的具體表現(xiàn)。

與中國一樣，日本也深受儒家傳統(tǒng)文化的影響。唐朝時，日本曾大規(guī)模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國系統(tǒng)地學習各種禮儀和文化，“仁”也被一并引入，然而卻在日本受到了排斥。

在日本人看來，如果作為保護領主和將軍的武士，一旦被“仁”所俘獲，就會失去戰(zhàn)斗力，不會再為領主和將軍所用，甚至會出現(xiàn)僭主的情況，不利于自己的統(tǒng)治。因此，另一種文化特質(zhì)代替了“仁”，那就是“恩”。

“恩”的出現(xiàn)，其實與“忠”密切相關。“忠”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信仰，對天皇的信仰，而“恩”則是一種情感上的順從。日本人很重視“知恩圖報”，只要受了他人一點點的恩惠，就會牢牢記住，希望以后有機會報答。

這種根深蒂固的報恩思想，就像一把巨大的枷鎖壓在日本人的心里，感覺像是虧欠了全世界的恩惠和人情，但是這種壓力又沒有合適的出口可以排解，由此帶來了嚴重的心理問題，這或許就是日本人極度矛盾的原因之一，也或許是日本自殺率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的原因之一。

在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的鏡頭下，自我犧牲和承擔道義是十分常見的主題。他在保持自我風格的前提下，將最真實的日本社會和文化展現(xiàn)給全世界。

日本文化中“道義”或者“情義”是非常重要的，重要到甚至不惜傷害自己也要獲得諒解。這種“義”追求一種秩序性，一旦雙方接受，就無法更改。日本文化中“義”似乎是一種個人必須對他人或社會承擔的責任，這種責任無法轉(zhuǎn)嫁消除，必須完成。

其實這種“情義”與上面的“恩”關系密切。在日本人看來，既然我有恩于你，就是我施與你情義，你就要無條件地順從和服從我。

反觀中國文化中的“義”，更多的是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，是以相似或相同的價值取向為基礎的相互敬重。“義”的發(fā)生與“仁”息息相關，有情有義的人總是品行端正。

日本文化的另一個特質(zhì)是“恥”，可與中國文化中的“恥”不一樣的是，日本文化中的“恥”是沒有罪惡觀念的。

孔子曾說，“知恥而后勇”，孟子也說，“人不可以無恥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”。在中國人看來，一個人之所以會做惡，會犯罪，是因為他缺乏羞恥心。而在中國文化中，惡的存在使得“恥”有意義，只要能停止做惡，幡然醒悟，羞恥就會成為向善的動力。

日本人認為，會讓他們感到羞恥的只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受到了恩惠而無法報答，也就是“恩”被辜負；另一種是不能遵守承諾，也就是“義”被辜負。而消除恥的方法也有兩種，“自絕”與“復仇”，前者是讓自己毀滅，感受不到恥，后者是讓對方毀滅，消除恥的來源。

日本人通過“自絕”和“復仇”，獲得了一種受虐的快感，這種快感來自于肉體的痛苦，甚至精神上的痛苦，而日本人并不以此為苦，將其作為某種愉悅的來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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